狄仁杰的塑造者、房中术研究的:无法被定义的高罗佩
2017-11-23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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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年,有一句话在网络上特别流行,被《咬文嚼字》评为“2012年十大流行语”,那便是:“元芳,你怎么看?”很多人知道这所谓的“元芳体”出自电视剧《神探狄仁杰》,是狄仁杰遇到疑案时常问其贴身保镖李元芳的一句话。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狄仁杰原先只是唐高、武周时匡正弊政、扶保唐室的贤相,对他的断案如神则知之甚少,因为新、旧《唐书》仅有一句话提及狄公断案,称其于“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 。而且后世描绘狄仁杰断案故事的文学作品也并不多,最有影响的就属《武则天四大奇案》,但该小说也仅在前三十回叙写了狄仁杰在昌平县尹任上判决的三桩奇案,小说中狄仁杰的形象高大全有余而立体感不足,且概念化、平面化。那么是谁重塑了狄仁杰并赋予他神探的形象呢?那便是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被《华声报》选为“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个外国人”之一的荷兰小说家、汉学家及外交家。

  确实,高罗佩是个传奇人物。在荷兰的同事眼中,他是一个职业;在中外读者眼中,他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在东学界,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在语言学家眼中,他是一个精通十五种语言的天才;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个严厉甚至有点的家长。

  高罗佩于1910年出生于一个荷兰军医家庭,五岁时跟随父母来到了荷属东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的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并在那儿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也正是在当时荷属东印度首府巴塔维亚的中国城,高罗佩初次接触汉字、汉语以及中国的瓷器、香炉、字画等器物,深深着迷于这种在他看来神秘但又奇妙的文化。小学七年级时,他又通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Les Tribulations d un Chinois en Chine)略知了中国人的生活及理想。从此,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理想在高罗佩幼小的心灵中萌动。

  回到荷兰上中学后,高罗佩便开始自学汉语,“汉字把深刻的内涵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学习汉字使我非常幸福和陶醉。”他延请一位在瓦格宁根大学专攻农学的中国留学生教授汉语,因而到上大学时,他已认识了很多汉字,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使用终生的中国名字“高罗佩”。在著名的莱顿大学,高罗佩主修汉语、日语及法律,常在相关刊物上发表自己翻译的中国古诗以及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如在著名期刊《CHINA》上刊登苏东坡《前赤壁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中国古代文学名篇的,并发表诸如《诗经述评》、《古诗源——古代诗歌的源头》、《哲学家杨朱》等研究性短文。在乌特勒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高罗佩选择了的工作,迫不及待地奔向东亚及日思夜想的中国,从此了他追寻中国梦、研究中国学的旅程。

  高罗佩的第一份工作是荷兰驻日翻译,在开始其外交生涯的同时,高罗佩地学习中文和日文,了解中日文化中大量他感兴趣的知识。他对中国明朝文化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看来,那是在元、清两个外族王朝间隙中一个纯粹由汉人的王朝,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性的解放及物质的丰富,因而明朝士大夫的业余生活精致而富于情趣,高罗佩向往这种生活,并从琴棋书画入手,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传统士大夫。他自号芝台,给自己的书房冠以诸如“集义斋”、“吟月庵”、“尊明阁”之类雅致的中国名字。他拜访了当时的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并跟随中国公秘书孙湜学习口语、书法、篆刻等,钻研古字画鉴赏与装裱。他借去出差的机会造访,于著名琴家叶诗梦门下学琴,去琉璃厂淘古董及珍稀古籍。工作之余,他一头扎进钟爱的汉学研究,陆续发表或出版有关中国古琴、明末义僧东皋禅师及法术的相关学术论著。

  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却给深爱中国文化的高罗佩创造了一个契机。1943年3月,高罗佩被派往荷兰驻重庆担任一等秘书。当时的重庆是抗战正酣的中国国民的陪都,尽管满目疮痍、物资匮乏,却聚集了精英,这就给热衷于结交中国名士的高罗佩一个极好的机会:“在重庆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而因为实际上没有其他娱乐,放松自己的主要活动是每天的茶话会,以及就中国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话题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从1943年3月到1946年4月,高罗佩利用这三年时间结识了多位、学界、艺术界精英,如许世英、王芃生、王世杰、吴国桢、冯国祥、郭沫若、田汉、沈尹默、于右任、徐悲鸿、傅抱石、徐元白、查阜西、杨少五等。他参加了重庆天风琴社,以琴会友、技艺;他常去苏渊雷先生所开的书店“钵水斋”及中国友人家中,参加文学界、书画界人士的雅集,以文会友,交流字画鉴赏、古董收藏之经验,风流余韵,至今。更重要的,他在重庆结识了名媛水世芳女士,并于1943年年底迈出了融入中国的重要一步——与世芳喜结良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他为自己婚后的业余生活找到了一个新去处,也即狄公案小说创作。同时他的汉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性文化、法律史以及猿文化的广泛涉猎及钻研。

  的职业决定了高罗佩生活的无定,但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他总为自己布置一个中式书房,供上佛像,放置中国古书、古琴,悬挂起书法、匾额,那是他最钟爱的自在的家园。无论多忙,他每法,终生不辍。从高惠联(Willem van Gulik,高罗佩长子)所赠的高氏书法作品复印件及悬挂在《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作者万莲琴女士家高氏以篆体字书写的横匾“延裕呈福”看,“高体”书法沉稳圆润、笔力雄健,别具一格。

  无论是在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阅读高罗佩的藏书,还是在大学Mugar Memorial图书馆翻看其狄公案小说及《长臂猿考》的打印稿,那些因时代久远而发黄发脆的古籍,那些高罗佩手绘的小说插图,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写注释都让我肃然起敬。尤其是《长臂猿考》的书稿,那是他在得知自己已是肺癌晚期病人时在医院完成的,同时他还在临终前写完了狄公案系列小说的最后一部《黑狐狸》。正如其次子彼特(Peter van Gulik)所云,他的父亲是战死在战场上的。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高罗佩在临终前一边吃止痛药一边在病榻上继续着他未竟的汉学研究和小说创作?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对中国文化刻骨铭心的热爱。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高罗佩着力自己为一个中国式士大夫,这个愿景也成为他对汉学开展辐射性研究的核心点及源动力。

  童年烙在脑海中的对中国字画的好奇成为高罗佩收藏研究中国书、画、笔、墨、纸、砚的动力。如果说《米芾及其砚史》和《书画说铃》只是两本导读性译注的话,《书画鉴赏汇编》则汇集了书画装裱、古字画辨伪、印章鉴赏、名家卷轴收藏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尽管对中国画家所看重的各种艺术技巧缺乏深入研究,但此书在书画装裱及鉴别中国文物方面不乏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

  年轻时邂逅中国古琴并对其一见钟情,高罗佩不但师从著名琴家叶诗梦、关仲航等习琴,参与组建重庆“天风琴社”,还由浅入深,开始了对琴铭、古董琴及中国琴文化的研究。他先后发表或出版了《琴铭研究》、《论三种古琴》、《嵇康及其琴赋》、《中国文人音乐及其在日本的》等论著,并最终出版了中国古琴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琴道》。《琴道》是系统研究中国古琴文化的力作,该书从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讨论中国古琴及琴乐,同时还涵盖了古琴演奏法及减字谱,可谓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高罗佩对中国的及佛教文化同样兴趣盎然。撰写博士论文时他接触到了源于印度、经由中国并借空海传至日本从而形成“”的密,再加上中学时师承荷兰著名语言学家乌伦贝克(C. C. Uhlenbeck)教授所打下的梵文功底,高罗佩撰写了《悉昙:中国和日本梵文研究的历史》一书,着重讨论滥觞于印度的悉昙在中国及日本的史。他在撰写《琴道》时因追溯中国古琴东传日本的历史而注意到了东皋心越禅师,发现东皋在将曹洞传至日本的同时也将古琴带到了,由此编撰了《东皋禅师集刊》,不仅为史,也为日本琴学史作了拾遗补阙。此外,高罗佩《中国的“现结芒果”术:一篇关于法术的论文》则向读者介绍了印度“现结芒果”术的佛教渊源及其为中国所吸收并以“瓜果结实于须臾”、“韩湘子令开顷刻花”、“种梨”等法术中土的历程。

  高罗佩最为中国学界熟知的汉学研究是其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开创性探索。高氏涉及这一领域纯属偶然,因狄公案系列中的首部小说《迷宫案》在日本出版时,在是否用裸女作封面这一问题上高罗佩与日本出版商发生争执。高氏认为中国没有艺术,以裸女作封面不符合中国传统;而出版商则持相反意见,并他去书店及古董店找一找。由此,高罗佩购得明代春宫版画《花营锦阵》雕板并开始了对中国春宫画的研究,出版了《秘戏图考》这部开拓性论著。在此基础上,不久他又将整个中国古代性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从性史、社会史及文化史角度,结合大量文献、史料、秘籍,撰写了《中国古代房内考》,向读者揭开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神秘面纱。

  高罗佩对中国动物文化的兴趣始于他早年的博士研究项目“中国和日本对马的及其文化渊源”,并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于1935年出版了专著《马头明王古今诸说源流考》,不仅考述了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地的拜马,还将论述范围延伸到了其源头印度密对马头明王的。除了拜马,高罗佩还注意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崇猿文化。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倾力于这部介绍中国猿文化的学术专著《長臂猿考》,选取猿这一极为贴合中国古代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动物,将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文献及图像中的猿意象纳入研究视野,橫跨文学、史学、动物学、艺术学等领域,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从商周至元明中国猿意象的历史流变,剖析了崇猿传统的文化渊源,並对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四大传统猿主题,即“猿啸哀”、“猿连肱涧饮”、“猿善猴恶”、“猿通臂”进行了探讨,纠正了长期以来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在研究方法上,高氏不仅注重文字文献和图像文献的,而且通过长期饲养猿以观察其生活习性,搜集和积累有关猿的音像资料,其研究动物文化的宏通视野和独特方法都具有很强的范式意义,在学术上的开创性并不亚于《秘戏图考》。

  总之,高罗佩的汉学研究以博学、多元、前沿著称,虽有零碎、偏门之嫌,但其在许多冷僻领域的开拓之功实不可没。

  本文开端我们已提及高罗佩重塑了狄仁杰的形象,其实,高罗佩“结识”狄仁杰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二战爆发后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荷兰加入同盟国行列。两国在“龙田丸”号火轮换时,高罗佩等人仅被允许携带一只皮箱离开日本,而他有限的行李中却有一本清代无名氏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亦名《狄公案》),正是这本小说让高罗佩与生活在1300多年前中国唐代高、武周时代的狄仁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高罗佩眼中,《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前三十回基本符合人的欣赏习惯,小说短小凝练,情节架构新颖,描写人物有限,开端并未透露罪犯信息,也无太多荒诞的元素及冗长乏味的。高罗佩将该书前三十回译为英文自费出版,居然大受读者青睐且很快收回了成本。英译版《狄公案》的畅销以及对中国公案小说和刑事案例的强烈兴趣,激发了高罗佩自创狄公案小说的热情,从第一本小说《迷宫案》问世到其临终前完成的《黑狐狸》,高罗佩一发而不可收,一共创作了十七种狄公案系列小说,目前已被翻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对高罗佩来说,小说创作除了是他业余生活的消遣和调剂,还能提醒中国人不要遗忘自己的公案小说传统,同时又告诉人侦探小说并不是他们的专利,中国“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狄公的形象多半是县令。县令是一县之父母官,掌管着全县诸如征赋税、均差役、领军政、保治安、兴水利、劝农桑等大小事务,平决断狱只是其职守的一个部分。而高罗佩恰恰只专注这一部分,他广罗中国古代刑律折狱龟鉴及公案小说素材,将其重组拼装到狄公一人身上,除了赋予他为政廉明、执法不阿、不畏、体恤这些特征外,又为其叠加了注重事实、亲自侦查、严密推理的侦探特质,以其人的审美趣味,重塑了身兼神判与神探双重身份的狄公形象。再通过合理想象和艺术加工,并佐以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狄公故事不仅在量上得以放大,而且在质上也得以提升。兼具传统公案小说及侦探小说的优长,狄公形象因而也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增殖。

  有意思的是,高罗佩有意无意中在狄公身上渗入了自己的影像。扬威廉(Janwillem van de Wetering,1931~2008)在其所著的高罗佩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中这样说:“高罗佩在畅饮清酒后的微醺之际,曾喃喃地对朋友说: 狄公就是我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作家在塑造自己喜爱的人物时,常把自身的外貌及人格特征投射到那些人物身上,让自己跟随着他的英雄自在游走于现实界与幻想界之间。高罗佩玉树临风,伟岸挺拔,目光睿智,把他的照片与他所绘的狄公像对看,确实有几分神似。不仅外貌相似,他们还同样博学多才,恪尽职守,在齐家平天下的同时又歆羡得道高人,时常徘徊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狄公也有高罗佩的一些癖好,如喜欢美丽善良的女人;闲时兴起,也会操缦揉弦,吟风弄月一番。他也会被而犯错,有时也因怀疑自己判断有误而心虚,唯其如此,读者才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接近生活本真的狄公,而不是被拉上神坛的青天大老爷。由此,狄公或者Judge Dee不仅深深征服了读者,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福尔摩斯”,而且也让广大中国读者重新认识了狄仁杰,并为此沉醉及自豪。狄公形象在西传及东归的过程中生成出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增殖现象。

  在汉学界,高罗佩与英国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美国佛里尔(Charles Lang Freer,1856~1919)及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英国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等一起被誉为七位华风西被的著名汉学家。他远离学院派汉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只钟情于边缘冷僻而又极具学术前瞻性的课题,并凭借其狄公案系列小说在源文化国家赢得广泛尊重和较高知名度,这便成就了欧洲汉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高罗佩现象”。“高罗佩现象”是荷兰汉学转型的一个鲜活坐标,更代表了“新文化史”视域下欧洲汉学界物质文化研究的先声。此外,高罗佩以小说其研究、让学术走出象牙塔的实践亦是汉学史上鲜见的成功案例,因而极具范式意义。

  然而,这位杰出的汉学家尚未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足够关注。国内的高罗佩研究现状是,学者大多关注已有中译本的狄公案系列小说及《中国古代房内考》等性学专著,或讨论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及侦探小说的完美结合及其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如汤哲声、张萍等人的相关论文,或对其性学研究进行介绍及纠偏,如江晓原《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失及有关问题》,偶有音乐专业的学者论及其琴学类专著。学者对高罗佩的研究视野相对比较开阔,陈珏从物质文化及新文化史角度考察高罗佩的汉学研究,李美燕的《琴道:高罗佩与中国古琴》一书则从琴学角度探讨高氏中国琴文化的努力。

  因此,这位特立独行于欧洲汉学界的奇人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鲜有人注意其书画鉴赏及动物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更无人对其在欧洲汉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进行全面考察。本书拟在全面探讨高罗佩汉学研究及狄公案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罗佩现象”在欧洲汉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进而检讨后殖民时代“中学西传”的特点及其对文化的影响。面对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新格局和各地区文化调整、渗透的新形势,这一研究应不乏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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